寂静的领导力安切洛蒂传记之安胖大谈足球文化

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在足球领域，有两种意义上的家庭。一种是我信任的助手和团队的圈子，那些人与我共事多年，共度顺境和逆境，是我给予极大信任和尊敬的人们。他们组成了我的足球家庭，这点我稍后会谈到。另一种就是像家一样的俱乐部。

当我以教练的身份来到米兰，我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家。虽然位居世界最伟大球队之列，这个俱乐部完全是按照家庭的模样建立的。你在米兰内洛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训练场所，以及专属的装备管理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都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米兰内洛有一个食堂，不同于切尔西和皇马那种自助餐的形式，它是一间真正的餐厅，有一位能跟你像朋友一般聊天的侍者。米兰内洛的大部分侍者年纪都很大了，他们也在那儿很长时间了，氛围非常轻松悠闲。当我着手搭建巴黎圣日耳曼的组织和体制时，我的当务之急就包括引入一个食堂。从我在米兰的经历中，我明白让球员在一起吃饭对增强团结有多么重要。我希望能把在米兰深切体验过的那种家庭氛围带到巴黎，而用餐时间正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喜欢的球队文化，我将家庭氛围视为胜利的基础。

从教练到装备管理员，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大家庭的一员，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任何组织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整个“家庭”团结一致。球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其中有人心怀不满，要么与“家”的精神背道而驰，要么不把自己当成“家”的一员，都对整体利益没有好处。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家庭的价值观，无论是什么内容，都得到发扬和尊重。

回到米兰对我来说相当容易，为他们效力期间我是成功的球员，俱乐部对我又非常熟悉。有时候我认为这可能是米兰的一个问题，他们对队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名宿们也许太过感激了。

总之这就是这支球队的文化——家庭式的。其他俱乐部则未必如此。在我看来，尤文图斯像是一家公司。在一家像公司的俱乐部里，我和上级的关系要正式得多。在尤文的那些年头，我们没有个人的训练场所和设施，没有属于自己的“住宅”。不过在我脑海中的尤文经历仍然是愉快的。虽然在那里的时光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结果本来就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球队的关系糟糕。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一切运转顺利。也许那些球迷不同意这点，但他们也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教练与球队文化合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成为这种文化的典范、维护它的准则并监督其在机构上下都得到遵循。对米兰，我当然是天生合拍的，但对尤文就未必。家庭氛围更适合我的本性，而在与你的本性相协调的环境里工作总是更加轻松。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文化能把战略当早餐吃掉。”我赞同。与文化没有共鸣照样能够成功，但那样的成功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的。

无论我去哪里，我永远是我。我的人格和风格都不会改变，而且归根结底，别人雇我正因为我就是我。当我上任的时候，球队现有的氛围决定了我得花多少时间和努力将其改造为我需要的氛围，改造为一个家。这就是为何有时候营造家庭氛围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它不是现成的话。比方说切尔西这样的俱乐部，它也更接近于一个公司，但我看到了在那里建起一个家的可能性。

聘用管理者时，基本的出发点是雇他们的人要想清楚让新来的管理者扮演什么角色，是维持已有的文化，还是创造一个新的？饶有趣味的是，据说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上任时受命复活曼联已经衰亡的文化。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通过不断加强这种文化、不断巩固球队的历史和传统，他长久地持续了他的辉煌。

他对我的信任是对的。然而问题在于，俱乐部很少进行足够的面试和尽职调查来了解未来候选人的方方面面。我相信佩雷斯在雇用我的时候做了正确的决定，但在足球这行并非总是这样。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支球队（米兰除外，他们已经够了解我了）曾经问过我：“你会如何执教？你会如何与球员共事？你训练的风格是怎样的？

你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或者那种情况？”这支球队就是切尔西。我和切尔西面谈过10次，我认为那是开展业务的正确方式，但在足球界显然并没有得到普及。所有俱乐部都应该把这种方式记在笔记本上。

我执教过欧洲各国豪门，管理高度多元、跨国背景的球员和后勤人员。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意味着独特的语言挑战。当然，你可以说足球是我们通用的语言，但我们能讲同一种真正的语言也是极其重要的。

我在英格兰、西班牙、法国都是外国人，于是我强迫自己学习语言。在执教过的每一个外国俱乐部我都是这样做的，以后也会一直这么做，因为这很有必要。我需要用那个国家的语言与球员、媒体沟通，我需要付出诚意，体现我对适应、融入新生活的认真态度。就我个人来说，学会一种语言是深入那种文化的门路。

我期待球员也像我这样做，我把这视为衡量他们职业精神的一种方式。当然，如果你让我在一名每周都进球的球员和一名学习语言的球员之间选择，我会选前者。有时候，一名在球场上足够有用的球员并不需要言词。然而，我更希望这名球员两者兼备。付出努力学习语言，能让球员与队友、工作人员之间建立更融洽的人际关系，反过来别的球员和工作人员也会赞赏这种适应和融入的努力。费心费力学习语言是一种体现球员诚意的可靠标志，不只为踢一场比赛，还为了在新环境中能够顺利发展。这可能就是英国球员在外国联赛往往表现不佳的原因。然而，加雷斯·贝尔来皇马第一年，语言仍旧大成问题的时候，他的表现并没有受到影响，而语言水平随时间推移也显著进步了。或许这是个普遍中的例外。

当我执教米兰的时候，我会让球员都说意大利语，没别的原因，那样我们就都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了。当然，现在这么做更困难了，因为你手下有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球员，他们通常倾向于在本国人的小圈子里交朋友，聊天。在法国，我们有意大利球员和阿根廷球员互相讲意大利语，但一开头的问题在于法国球员只会说法语，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隔阂。

你必须在你和球员的关系中及早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们知道拉帮结派是不允许的。我会利用一起吃晚餐的机会诱导他们互相说话，调整座位的安排，让平常不打交道的人坐在一起。

这些把戏都是为了把集体渐渐地团结在一起。在马德里，我们让球员们同桌用餐，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融入集体。我们让新来的德国人托尼·克罗斯坐在他同胞萨米·赫迪拉旁边，过一段时间又让克罗斯坐在塞尔吉奥·拉莫斯旁边，依此类推。我在这些球队做的另一件事是为球员们组织远离训练场的晚餐，让他们能够放松下来，更好地互相了解。

不幸的是，这不能只靠用餐的时间来完成，我在巴黎用了很多方法在训练场上向球员轻柔地施加影响，那才是我们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我会巧妙地打散小团体，将他们互相混合。我尽量不通过强制的方式，而是通过建议、影响，这就是寂静之道。我读过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很不错的意大利名——关于影响力的著作。他谈到了连贯性、互惠性和好感度在说服他人上的效果。我相信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球员和工作人员适应某种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快速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俱乐部文化的关键。这对商业团体的意义可能比在足球领域更加显著，因为球员跳槽的概率很高，他们带来的影响可不只语言这一点。如果商务人员需要在对西方人来说语言特别难学的国家开展经营活动，例如中国或者某个阿拉伯国家，掌握语言可能需要18个月之久，那么这种做法就不够有效率。在这类情况下，仍然需要学习、领会和运用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帮助人们融入特定的环境。

在任何你想留下并获得个人成功的国家，同样的方法都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你理解文化、专业素养以及球员眼中的职业道德。更深入的文化差异就像语言一样重要。比方说如果你去西班牙工作，你必须遵循西班牙的风俗。他们习惯在下午三点吃午饭，你得尊重这点并且适应它。如果我能够入乡随俗，那么球员应该也能做到。

英格兰，英国球员在球场上的职业精神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你永远不清楚场下发生了什么，但在场上他们真的很职业。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球员都生而平等；足球联赛也是一样。每一个联赛都由不同国家的球队组成，就算是同一个国家也存在文化的差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发现身处巴黎这样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沉浸在文化的大熔炉里了。事实上，我之所以会选择去那么多国家工作、现在还期待着在巴伐利亚展开新冒险，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个重大理由。

我曾在一次访问中谈到过文化差异，我的发言在法国并未受到欢迎。他们说我没为他们国家的足球说好话，还说我是种族主义者。我才不是种族主义者呢，而且法国教练们都同意我在采访里说的话。我实事求是地看到了不同国家的差别，不同的方法、文化和管理风格。不是说一种比另一种更好或者更坏，但它们确实是不同的，而你必须适应。

举例来说，在西班牙的经历让我知道，他们喜欢踢某一种类型的足球，而且所有球队大致上都追随这种风格。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控球。在西甲联赛，控球少意味着你位居联赛中下游。但那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踢法，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模式。如果你拒绝这种模式，你就能够击败遵循它的最强球队。比如2013年的拜仁慕尼黑，欧冠两回合把巴萨揍了个7:0，控球率还更低。升到英超积分榜首位的莱切斯特城有一些最差的控球数据，却是射门数最高的球队之一。这在西班牙可不常见。

在英格兰有更多的攻击性，更少沉迷于控球。英国的球队和球员有着坚定的战斗精神。如果必须上战场，我会跟英国人而不是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一起去。了解这种文化绝对是必要的，那像是南美人的男子汉气概，但以一种安静的、有节制的方式表现出来。举一个例子，刚到切尔西的时候，迪迪埃·德罗巴因为在场上“表演”和夸大伤情广受抨击。他难以理解的是，一条大汉装受伤在英格兰是很不爷们的做法，这违背了公平竞赛的精神。这就是文化的问题。在西班牙就不一样了。后来约翰·特里去跟他谈，他改了，继续进了很多球，成了球队的传奇。有些时候这一类谈话由更衣室领袖出面比“老大”出面更好。在那一刻，这名领袖可以成为事实上的教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建议出自队友之口会更有效果，同伴对同伴。比我自己去跟球员说更有力、更见效。

通过深受某种文化熏陶的人的解释而理解这种文化，帮助德罗巴走上了巅峰。对一个跨国、跨文化的球员群体而言，这样的文化融合是胜利的基础，它让球员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得以构建和加强。如今足球是一桩全球化的生意了，球队里的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球员们有越多共同点，比如语言、遵循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就能更好地互相交流，更好地作为一个团队来运作。不能融入的球员会变得不开心，多半待不长。再回头想想那种家一般的球队，看看米兰那样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有的球员在那里度过了多么长的时间。他们高效地融入了俱乐部的文化。对外国的球员或者工作人员来说，学习语言是最好的起步，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人的价值：他们想成为这个俱乐部一员的诚意。

从外界的角度看足球这行，很容易觉得它就是领导者管理球员、应对上级、处理老板或者主席各种期望之类的事情。但这也很容易忽视足球俱乐部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教练和他的支持团队的关系。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种形式的足球家庭，我和我信任的助手们。支持团队应当随时在场聆听、提出意见、提供援助、成为教练组联合阵线的一个部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之间的信任应当是毫无保留的，忠诚至上。这点没得商量。

我在雷吉纳的第一份工作中雇用了乔治奥·加斯奇尼，其后我们在不同的俱乐部共事了10年时间。我们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关系，因此他成了我足球家庭的成员。进入这个“家庭”应当是很不容易的，一旦进去，要脱离则更加困难。你在足球这行的时间越长，一起工作过的人越多，这个家庭也会生长，你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值得信任的支持网络，由散布于全世界的可靠的人组成。保证我们忠诚的是人，不是机构。对象是机构的话，那就只是生意而已。

起初，我在意大利执教期间，我有我的“家庭”，和我共事过的忠诚可靠的人们，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我希望能把这些人一直带在身边。很多教练在开始新工作的时候都这么做，把工作人员一股脑儿全换成自己的人。但在切尔西的经历改变了我对此的观点，让我知道还能去赢得新的忠诚、创造新的工作方式。那让我的领导方法变得更加灵活、更有可塑性。

早在与这家俱乐部的求爱期当中，我曾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迈克·福德有过一次谈话。我告诉他们我想带我自己的班底过来，然而阿布拉莫维奇说：“听我说，我们已经有一流的团队和组织了。为我们工作的都是些优秀的人。你必须到俱乐部来，先看看是个什么状况，然后如果你不开心，你可以改变它。”我接受了，不过加了一句，我想先尝试一个月。“如果我感觉好，很好，那么就继续，”我说，“但如果我感觉不好，我们必须有所改变。”

去切尔西，是我第一次没有带上任何我在米兰的班底，除了会说英语的意大利心理学家布鲁诺·德米凯利斯之外。在同意前往切尔西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我不确定——以前我总是和我的足球家庭一起工作，而且我有一点儿担心语言问题。布鲁诺是我的安全网，他在米兰实验室的经验也提升了他的价值。当然，我更希望能带上我的“家庭”，但允许教练引入那么多自己的人手，这在如今的俱乐部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了。

到那之后没多久，我感到对工作团队相当满意。那里的人员都是顶级的。雷·威尔金斯曾与我的前任胡斯·希丁克一起工作，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他会说意大利语，这成了我和球员之间的桥梁。他曾是米兰的球员，已经可以算是家中一员了。刚进入新的机构，雷提供了你所需的文化纽带。在那还有很棒的分析师、科学家、营养学家，所有的基础架构各就各位。而且还有保罗·克莱门特。

那是在上任之初，我觉得还需要一名助教，就跟体育总监弗兰克·阿内森谈了，我们达成共识，让当时在预备队工作的保罗先来试个15天，看看他做得如何。15天到期之后，保罗来问我：“我是不是该回预备队去了？”我说：“不不不，你就待在我身边。”保罗成了我足球家庭的成员。他和我一起去巴黎，然后是马德里，直到德比郡请他去当主教练，我们才分道扬镳。那是保罗应该单飞的时刻，正如我和萨基以前一样。

一个月的工作人员审查期结束，我说：“很好，我们这样干下去。”

我在切尔西的经历教会我一件事：你未必真的需要你以为你想要的东西。当你参与一份工作时，与现成的团队合作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大卫·莫耶斯肯给曼联的老职员一个机会，也许他后来的情形会变得不一样。我曾以为没有心腹围绕自己会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并没有，因为我又培养了新人。

忠诚带来的问题是它甚至会一直持续到对你有危害的时候。引入可靠可信的助手看似明智，但当你上一份工作被炒，他们想必也跟你共进退。有时候解开纽带会造成外在的影响。由于切尔西的体系，我不得不把在米兰一起获得成功的忠诚助手们留在身后。但它教会了我，你永远能找到同样忠诚的新帮手，从而扩展你的足球家庭。

来到新的国家、新的俱乐部，很重要的一点是获得与所在国家和俱乐部有文化纽带的工作人员的帮助。就像我提到过的，在切尔西是雷·威尔金斯，在皇马则是齐内丁·齐达内。迅速地安顿下来非常关键，适应文化和组织结构，了解俱乐部所有层级的球员——那些文化桥梁能够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给予帮助。在皇马我需要从青训队里挑选5名球员，而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但齐达内对他们非常熟悉，可以帮到我。齐达内和主席关系相当铁，这也不会有坏处。

我也发现不能排除让球员助你一臂之力的可能性。当我来到巴黎圣日耳曼，我发现克劳德·马克莱莱在那里。他刚退役不久，我们的道路在切尔西没有交叉，但我知道他。他成了我的文化纽带，尤其在法国球员方面。在关于跟球员及我不熟悉的国家的人打交道所涉及的文化问题上，事实上他成了我的关键助力。

在巴黎我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我带来了我在米兰一起合作的体能教练。我还带来了保罗·克莱门特和尼克·布罗德，后者是切尔西的营养学家和统计学家，后来成了巴黎圣日耳曼的效能主管。悲哀的是他还那么那么年轻，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他是一位非常棒的人，这是一个沉重的损失。

在我看来，支持团队和球员一样重要，我尽力对他们和球员一视同仁。当然，我和我的团队的关系比跟球员更亲近，因为那样做更容易。而且当比赛日来临，我不用在他们中间做选择，这也更加好办。事实上，他们每场比赛都得工作。

对工作人员，我看重他们的人品，就像我对球员、对任何合作的人一样。我相信如果他们取得了各种资质，那能力方面都不会差太多。对我来说，再次强调，最重要的事情是信任。我需要信任感，那样我才能安心地分权，因为我想让他们也负起责来，让他们尽可能地参与其中。我希望他们也能自由地和球员谈话，有时候我让工作人员替我去和球员谈话，按照我的想法去指导球员们。在皇马，保罗·克莱门特为刚来的加雷斯·贝尔提供了很大帮助，在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他向贝尔解释事情，时常能做的比我更好。

每一天，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安排训练计划。我们会互相讨论，一起着手规划，一起想办法。与体能教练、队医或者我的助手之间的讨论，都会对我原来的想法产生影响。打比方说，保罗和我可能决定今天要进行力量训练，但体能教练可能说我们要做的训练强度太大或者太小，那么我们就必须有所调整。我们会举行一次公开讨论，一起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切尔西和很多英国俱乐部一样，他们将体能的训练和技术训练相融合，运用了数据分析、GPS定位和其他的新技术。在米兰我们习惯于另一种训练方式——将体能、战术和技术训练分开进行。我曾经很不乐意改变我的训练风格，但在切尔西为了尽可能地不扰乱球员，我改变了，而我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法。现在我对这种风格很满意，我也不想改变它，但我一直在学习，所以谁知道呢？我或许会再次改进。我愿意虚心接纳来自任何渠道的想法——我的上级、我的同伴、我的下属、球员甚至足球界之外的人。精益求精的文化是胜利的基础。